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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前,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到摧毁性的严重挫败,环境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已难以在中心城市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全部置于它的直接控制下。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临时中央逐步将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排斥毛泽东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军事指挥思想,而将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给根本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而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都在军队里,决定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是军队,三人军事小组成为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凭借其卓越才干和政治磨砺,逐步得到全党的高度信任,其领导地位也逐步得到全党的高度认同。因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指出现成的答案。遵义会议以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开始占据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是党从领导层开始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一个成熟的政党要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成熟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以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党中央未能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红军的军事指挥,逐步成为党中央的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同时,遵义会议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一方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清理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又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这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最重要的是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遵义会议是在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而又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由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重要会议。无论是会议的酝酿、筹备到正式召开,还是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中央领导集体的重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成的。党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调整了党的领导机构,从根本上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确立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独立自主地制定一系列正确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重温遵义会议的重要史实,感悟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对我们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党校人,要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服务大局中更好履职尽责。